◎马汉英

人生就像一次旅行，有太多的相遇，总有一些人和一些事留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刻骨铭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接到的粉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成了一纸空文，接下来是遥遥无期的等待。1969年元月，我不顾家人的劝阻报名下放农村，其实当时独生子女是可以不下放的。知青办将我们一行16人分配到了岳阳县筻口公社新庄大队，与我同去的有一位的我的同班同学，我们要求分在同一个生产队。当时新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良清和大队长李国兵很人性化，把我俩分到了陈全方五队。来接我们的队长叫方时雨，他帮我们挑行李。去后本来打算落户两家，但我们不肯分开，队长心地善良，马上指挥队上的人帮我们在紧挨仓库的地方做了两间小屋，里面住人，外面做饭，菜暂时由村民送，这样我们算是安顿下来了。烧柴成了第一道难题，别队的知青都要家里送煤，但陈全方的队长跟我们说，喂牛的稻草你们随便取，不受限制，使初入社会的我们没有一点和父母分开的不适，有的只是对当地村民的感恩和对那里一草一木的新鲜感。

干农活的第一天，早上七点多，生产队长口哨一吹，全队的青壮劳动力按各自不同的分工去干活。春种时分工明确，有的在岸上丢秧，有的下田插秧，我们是后者。队上派人手把手地教我们插秧，说真的，干久了还真是腰酸背痛，但我们那时有一股不服输的劲，硬是撑下来和他们比插秧进度。到了薅禾（方言）时，田里的蚂蝗多，它们经常狠狠地咬住腿不松口，当地村民告诉我的办法是狠狠敲打，使它自动脱落。记得有一次一觉睡到天亮才发现一只蚂蝗被我带到了床上，它尽情地吮吸我腿上的血，也许是乐极生悲吧，吸饱了它自动脱落，被压死在床上。

村民们见我俩单独开伙，分给了我们两分菜地，但安排人帮我们种，我们只管采摘。到薅禾时，田边两头各放一个瓷脸盆，无论谁抓到田螺、泥鳅、黄鳝一律归我们所有。收工后，我两就剖黄鳝，用石头把田螺砸碎取肉，用三块砖头支起一只锅炒起来，当作晚餐的美味佳肴。到了晚上，我们的小屋被同龄人坐满，我知道他们是看我们新来乍到，怕不适应，陪我们来喝茶、聊天的。我下去时带了多本《收获》杂志，看完后就学着织毛衣、纳鞋底。我织毛衣的进度是一个星期的晚上就能织一件。双抢时，我们经常热得汗流浃背，弯腰割禾久了，一身疼痛难忍。有一次不小心将腿割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还是当地村民帮我包扎的。

最累的还是送粮谷到筻口粮站，有两里路，我肩挑九十斤，一路走去，腰酸肩痛，但到过秤时，心里还真舒了一口气，心中涌现出成就感。印象最深的还是施肥时要把粪坑的肥料一盆盆舀出来。村民下到齐大腿的粪坑里，我想我不能嫌脏臭，毫不犹豫也一同下去。遇到农闲，我车过水，看过牛。放牛很轻松，我让牛在堤上悠闲地吃草，我则躺在草坪上仰望着蓝天，沐浴着阳光，感觉好极了。另外新庄大队抽调我养过蚕，做过大队的统计员，还当过大队小学的代课老师。

下放新庄的这段经历，虽说付出了艰辛劳累，但收获大于付出。

我是独生女，基本上不会做家务。来到农村后，我什么事都尝试着去体验，不但学会了做饭、炒菜、洗衣，还学会了犁田、插秧、修堤等等，下放培养出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增强了体质，个子也长高了。

在下乡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我被评为岳阳地区知青积极分子先进代表，并参加了岳阳地区知青积代会。1971年5月到湖滨师范学习报到前加入了党组织，当时整个筻口公社知青入党的只有我一人。从师范学习后，我被分配到了县教育局工作。先后从事打字、文件保密、图书管理、收发、办公室接待服务等等工作。工作10年后，我被调到了岳阳市委宣传部，在办公室岗位上工作了16年，主要从事办公室的日常事务、接待、保密等工作。当时宣传工作的内刊征订都集中在办公室，《湖南宣传》和《时事报告》的征订，让我们单位分别被评为全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在办公室经费支出等方面，我得到了赵石麟、罗作谦两位分管领导的充分信任。在从事机关党建工作的十几年中，我得到了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整个宣传系统的党建工作年年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我也曾被评为全市的优秀党务工作者。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退休那年，部领导把全省分配给我市的唯一的一个全省优秀宣传工作者的名额给了我，我获得奖金2000元，这给我一生的工作打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