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8年10月，各路日军突破了中国守军的外围防线，逼近武汉。至10月24日，日军已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与此同时，日本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同国际的联络，于10月24日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已经很难坚守。

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军事会议

蔣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時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

实际上，早在9月底，田家镇要塞陷落后，武汉就已是无险可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保留继续抗战的实力，就已经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并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并加快了将工厂设备和战略物资往大西南转移的进程。由于抗战爆发后，大量工厂的机器，各种物资，军人、难民都汇集武汉，因此，尽管国民政府用尽全力，但到了武汉会战爆发前，仅仅将几家最重要的兵工厂和部分物资搬迁到四川，在日军开始全面进攻武汉后，武汉地区的大撤退瞬间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普通人搬次家都会大动干戈身心俱疲，更别说要将全国汇集在武汉的重要物资整体转移，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能否在日军攻占武汉之前，将这些物资抢运到大西南，成为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所在。那么，蒋介石会将这个千斤重担交给谁呢?

四川人卢作孚1925年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从8000元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艰难起步。几年时间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从此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艰辛发展，到30年代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的主力。

我们前面说过，在战争打响之时，国民政府在长江沿线战斗的过程中，曾经大量沉船封锁长江航道，希望能以此阻止日军舰队溯江而上。当时就连大批的军舰都难逃沉江的厄运，就更不用说民船了。那么，卢作孚作为当时舰船大亨，那时为什么可以置身事外幸免沉船呢?

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

一代船王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曾回忆说：“武汉保卫战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军委会命令封锁长江航道，招商局的船、大道公司的船几乎都在那儿沉掉了，当时要把民生公司的船全部沉掉，情况很严重。”卢作孚得知消息后，立刻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直接向他报告说，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如果把民生公司的船也沉了，那么宜昌到重庆撤退就完全没有船可用了。

原来，由于民生公司的船都是为三峡流域航行量身打造的，在航道狭窄、滩多水急的长江上游航段，只有民生公司的船才能继续安全航行，其他的船都无法通行。蒋介石在听完卢作孚的汇报后，当即决定保留民生公司的轮船。正是这一正确的历史决定，也为武汉大撤退的整个航运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文。在电文中，卢作孚提出必须集中长江上所有的大小船只，才能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多吨物资和滞留的3万多名难民，在11月底前陆续运抵四川。因为若是到了12月，长江就将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河床内原本处于深水中的暗礁就会成为明礁，船行三峡将变得更加凶险。所以为了保证武汉大撤退的顺利实施，必须争分夺秒。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点30分，一艘装满着物资和人员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这是民生公司实施撤退计划后，开出的第一艘轮船。截止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多万人，货物100多万吨，当长江水位降到无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星的废铁。成功的转移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保留了抗战的火种!

至此，被称为“东方芝加哥”的大武汉，在半年内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的完成了往后方撤退的工作。大量的轻重工业设备，教育资源，人民群众从武汉的撤离被历史学家评价为“一座城市的整体搬迁”，意义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