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作楚地游，见岳麓书院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心里觉得朱熹老夫子这吹牛大了，狂妄啊。后习文史，知楚地人才辈出，觉得此话霸道了点，也可以说是大气啊。今天就介绍一个清末民初楚地了不起的风云人物——杨度。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人。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伯父诗、文、书、画、印都有研习，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度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二十一岁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1900年庚子之乱后，废八股、推新政呼声日高，清廷被迫举办了经济特科考试。杨度去应试，成绩优异却落榜，还传出消息说要将杨度当作维新派余党抓捕。得悉后，弄了身和服，化装东洋浪人潜往日本。

　　杨度背井离乡流亡日本后，深切感受到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家民族濒临衰亡，故立志拯救国民于水火，并与人共同创办《游学译编》等刊物宣传救国思想。他作过一首《黄河歌》：“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听歌凯旋。”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杨度环视彼时中国政坛，认为只有袁世凯堪当此大任，因而力促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度不遗余力为复辟造势，并成立了保皇组织“筹安会”，他是其中的急先锋。然而，“君主立宪”在中国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给人骂死了。其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搞得中国战火频仍，怨声载道。杨度救国救民的梦想就此破灭，觉得前途一片迷茫，人也变得颓废，开始研究起佛经来了，自称“虎头禅师”，著有《虎头禅师诗集》。

　　民国十一年(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才答应。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

　　 1927年，杨度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因为这个时期，杨度开始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初步涉猎了共产主义学说，对救国救民有了新的认识。随着接触越多越深入，杨度对共产主义理论已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在迷失的大海黑夜中见到了熠熠生辉的灯塔。民国十七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批准，秘密入党。由于经历丰富，身份特殊，杨度成了一名发挥特殊作用的中共地下党员。此后，杨度变卖家产全部交了党费，举家南迁到上海定居，以杜月笙幕僚身份掩护，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当时中共地下刊物《红旗》刊头就是杨度题写的。杨度严守秘密，从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1932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有人称之为“民国第一罪人”，有人评价他是忧国忧民，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革命先驱……也许都有道理。中国清末民初政治昏暗，经济萧条，军阀混战，国力衰败、但不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活跃异常，杨度从反对礼教开始，再到四处探寻、尝试救民强国之路，一生跌宕起伏，从维新派到促袁世凯君主立宪再到加入国民党最后又加入共产党。他的思想看似一个矛盾结合体，但他为国为民夙夜忧思，不遗余力大胆去追求、实践强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值得后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