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7年4月5日，香港知名武侠小说家黄易病逝。 黄易成长于香港50、60年代，他的作品传入中国大陆，是在90年代。租书摊所代表的通俗文化穿插着他的整个生涯，也将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两种通俗文艺气质糅合在了一起。
黄易所开创的玄幻小说，融合了最低的生理欲望和最高的哲学思考，也糅合了武侠、言情和科幻最突出的特征，最终在网络兴盛后独霸天下，其核心架构思维与游戏、电影、电视全面接轨，在今天衍生出让全世界魂不守舍的种种“幻境”。只是，在网吧中扮演古代仙侠的游戏玩家所做的梦，还是当年以寇仲、徐子陵为偶像的青年的梦吗?
黄易
黄易的逝世引发出了大批纪念性的文字，其中有一则提到，黄易早年跟随长辈以租书的方式阅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当时的黄易或许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的名字会成为租书文化的代名词。
“租书”是为了满足阅读的需求。然而，不同于买书，选择租书，首先意味着阅读者渴望用最少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程度的内容。买一本书要花的钱，可以用来租二十本书;如果书本身不构成反复阅读的对象，那么租书绝对比买书划算。这也就在两类书之间划出了一条或隐或现的界线：大多数人选择去“买”的，至少是十分有用、可以反复阅读的书，比如教材、文学名著、工具书等等。在租书摊上，很少看到工具类、实用类的书，也似乎看不到严肃的文学、宗教或思想性作品。反过来说，租书摊所提供的阅读选择其实是相当单一的：唯有那类看上去仅仅是为了“娱乐”的书，才会进入到租书市场当中，构成长盛不衰的风景。在过去，阅读文学作品仅仅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专利;但在租书摊盛行的时代，那些在底层生活的人们则有了充分的渠道接触到文字，进而受到某种由通俗的、娱乐化的写作带来的思想引导。
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记得，通俗小说几乎构成了租书摊的全部内容。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温瑞安、琼瑶、倪匡(卫斯理)、黄易……这些响亮的名字一度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租书市场的代名词。武侠、言情和科幻小说是出租书中永恒的主角，后来兴起的玄幻小说，往往综合了这三者最突出的特征，最终在网络兴盛后独霸天下，其核心的架构思维与游戏、电影、电视全面接轨，在今天衍生出让全世界魂不守舍的种种“幻境”。
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常规化的。朝九晚五、风雨奔波，在人人朝钱看的社会中，人的自然情感被规训为单一的谋利意志，浪漫与想象则被切割打包，安置在工作暇余。在过去，租书摊就扮演着提供浪漫与想象的催化剂的角色。在激情迫切需要得到宣泄和整合时，投入最低、效果最好的手段，莫过于阅读通俗小说。租书摊其实就是小说文化的集中反映，进而也就是现代市民生活与文艺发生直接关系的关键环节。
在西方，“小说”这一文体一开始就带有通俗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来自广大乡村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后，唯有通过阅读小说，才能缓解内心的彷徨与孤独。感伤的叙事有助于情感宣泄，甚至指明生活的尺度与方向;英雄的传奇则让失败者自我代入，疗救在现实遭受的创伤;至于滑稽之作，则可以为平庸烦闷的常规生活提供滋润。可以说，正是在小说盛行的日子里，西方人逐渐开始培育出一种不同于中世纪宗教化人格的全新自我，他们多愁善感的同时又胆大包天，既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又是浮想联翩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矛盾的人格也正是西方现代通俗文学中最常见的、也热衷于塑造的人格。显然，西方现代通俗文学的创作者——书商、作家、报刊杂志——是与传统教会知识分子格格不入的新型文化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编织幻想故事牟利，进而所提供的思想和叙事都旨在最大程度地满足普通民众的幻想欲求，甚至是激发出许许多多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欲求。
在近代中国，通俗小说的兴盛也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冯梦龙、凌濛初等作家与书商关系密切，其作品带有显著的市场导向。《水浒传》、《金瓶梅》这类由匿名文人创作、但又直接反映世俗生活的经典之作当中也有着通俗传说、市民生活的痕迹。历代的市民们在读《水浒传》时，会或多或少滋长“侠义”之心;看过“三言”、“二拍”，又会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产生警醒意识。然而，与西方不同，中国儒家知识人下渗到民间、参与通俗文艺创作的事实表明，中国的通俗文艺中有着鲜明的道德教化意涵，这也使得中国传统通俗小说表面上凸显出纵欲和禁欲的矛盾。
到了晚清，西方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西方的“通俗”和本土的“通俗”之间迅速发生亲缘关系。随着“鸳鸯蝴蝶派”的兴盛，租书摊文化开始盛行。徐皓峰电影《师父》中出现的天津街头底层民众租读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的桥段，便是对这种文化的一次有趣的致敬。
《寻秦记》
黄易成长于香港50、60年代，他的作品传入中国大陆，是在90年代。租书摊所代表的通俗文化穿插着他的整个生涯，也将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两种通俗文艺气质糅合在了一起。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试图重新书写历史的金庸和为现代江湖生活提供热量的古龙不同，黄易的写作显得更为“西化”，更加重视想象与欲望激发。无论是“穿越”的《寻秦记》，还是“双主角”的《大唐双龙传》，黄易大多效法的是西方成熟的通俗小说的写作方式，尽管其中穿插着对中国玄学、宗教、历史文化的诸多展现，但更多地是用现代视角去居高临下地观察古代世界，让自我意识高度觉醒的主人公(项少龙、寇仲)充当读者的导游，对古代的思想和政治状况进行褒贬整合，最后表达黄易这个20世纪香港人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时尚理解。
黄易把现代自由观念以近乎粗暴的方式压缩到历史戏说当中，以“玄幻”想象的名义打开对性欲、权力欲、暴力欲的正当化写作;与此相应地出现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哲学宇宙观、科学理论乃至于宗教教义的思想比拼。这往往让人困惑：为何最低的生理欲望和最高的哲学思考往往并行不悖地出现在玄幻小说当中?显然，这是因为这两个维度都旨在暂时把人拉出现实生活，通向某种非同寻常的快感。对于一部分来说，玄幻小说能够提供低级的享乐，包括香艳的和暴力的刺激;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玄幻小说又显得像是一种古老的秘密宗教的遗产。在每一个灯火昏暗、逼仄杂乱的租书摊里，黄易式的玄幻小说的这两种面相都构成了一种隐隐然的“禁忌”与诱惑，像一个衣不蔽体、欲遮还现的裸体少女，吸引着一些素来好奇心旺盛的青年人走入其中，也让另外一些规规矩矩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经常逛租书摊的人和经常逛录像厅、电影院的人一样，往往被社会视为道德上可疑的人。但是，这里面或许也要做一个区分：为了单纯感官快乐而租书的人，和为了满足对奇幻理论与历史知识的好奇心而租书的人，似乎本质上并不一样。
随着网络的普及，租书摊文化开始逐渐消失。租书者的两种可能性最终被凝聚成了唯一的可能性。在文学文本唾手可得的年代里，写作者的目标不再单纯。租书摊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家，哪怕是西化的黄易，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还会试图探讨宇宙奥秘和政治道理，抑或给青年男女、底层民众指出人生出路;但在今天，网络小说的作家中有这份觉悟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甚至刻意降低自己作品的思想和品位，以求迎合最多数的追求感官快乐的读者群。
从租书摊时代到网络文学时代，玄幻文体一直保持着盛行不衰的趋势。尽管有亿万资本参与，影视和游戏产业链以狂飙突进的姿态对“玄幻”进行大力扶持，尽管据说不下黄易的大写手也层出不穷，但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太多更加新颖独到的创造。尤其是对于许多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在网络上付费看小说或电视剧，早已经失去了当初年少轻狂时在宿舍里打着手电筒面色潮红地看《寻秦记》的充实感。在这个全息影像时代，日常生活中弥漫着玄虚的气息。尤其是，随着VR技术的发展，华山论剑的超迈、金风细雨的沧桑、一帘幽梦的浪漫和破碎虚空的玄奇都将变得触手可及。但是，在网吧中扮演古代仙侠的游戏玩家所做的梦，还是当年以寇仲、徐子陵为偶像的青年的梦吗?过多的玄幻，会否引发更多的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