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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文化低,很多甚至是文盲,原来都是被他害的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08日    责任编辑:李玮哲

  

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文化低,很多甚至是文盲,原来都是被他害的


  (电视剧《刘伯承元帅》)

  “黄蜂战术”被刘伯承输入到了游击训练班的教学中。一些干部在进班学习后,很快便改变了原先不愿意打游击的态度,转而积极要求派出去打游击,并以此为荣。

  游击战不但有价值,而且这种“杀一个敌人,缴一支枪都算数”的战法还包含着很大学问,要掌握它且运用自如并不容易。

  一二九师的三个团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虽然自己曾是北大学生领袖,但他却极端排斥知识分子,当年红四方面军开展肃反运动,连戴眼镜的干部都难逃劫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个特点,即干部几乎为清一色的工农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也很朴实,但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比如陈锡联就是放牛娃出身,参加红军时,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等到在一二九师担任团长都还未能完全摘掉文盲的帽子。

  刘伯承认为,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在提高文化的基础上,多学习一些军事、政治知识,这样才能增强对技战术的领悟能力。当年的“刺头学员”余天云确实很能打仗,可是因为文化太低,加之人又不谦虚,最终成了一颗流星,否则的话,他的军事生涯极有可能迈入一个更高的台阶。

  一二九师的很多干部最初都像陈锡联那样,吃足了没文化的苦头。因为常常记不住刘伯承的作战命令,有人甚至只好结绳记事,解下裤腰带来打疙瘩,一遍遍摸着疙瘩复述命令,自己麻烦不说,还给完成任务带来障碍。

  

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文化低,很多甚至是文盲,原来都是被他害的


  (电视剧《亮剑》,李云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红四方面军干部)

  刚进入山西时,因为战斗紧张,刘伯承也腾不出时间把干部们集中起来进行学习,石拐会议后便决定开班轮训。

  游击训练班以文化“扫盲”起步,最后才是探讨和学习游击战术。有的学员虽然参加了训练班,但对文化学习仍引不起足够重视,说:“学习太平天国无用,学习‘战术概则’,一枪打死就完了,也不一定用得上。”

  刘伯承在训练班上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文化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每个人要想做到耳聪目明,就必须努力学习。”

  知道选调来的学员们都有战斗经验,但刘伯承认为光有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他给大家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比是铜钱,人的一双手最多也只能拿三十几枚,可是假如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以成百上千地把铜钱串起来。

  当时部队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指挥员自己不认真学,却偏要不懂装懂,下级问个问题,答不上来了,就撂下一句:“你拿问题盘我。”刘伯承对此很生气,他严肃地说:“我们不要搞‘上瘦下肥’。打铁全凭两膀硬,红烧鸡不会自己飞到肚里来。古人把书当作敌人来进攻……”

  

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普遍文化低,很多甚至是文盲,原来都是被他害的


  (电视剧《刘伯承元帅》)

  受到刘伯承等师首长的影响,一二九师的一批“老大粗”指挥官对知识分子干部都很是尊敬,一见到隔着老远就喊。陈锡联是黄安人,总把文化人喊成是“文发人”,可是态度确实非常亲切诚恳。

  刘伯承自己以身作则。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部队每驻扎一地,第二天早晨,他必会在喝过一杯浓茶之后拿上书,到附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读上两个小时。读完书,他再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部队驻扎的时间较长,他就雷打不动,天天如此。

  刘伯承不仅勤于读,而且勤于写。他应该算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中著述最丰的一个了,他写的一册《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问题》,是游击训练班直至抗战初期北方很多八路军部队的必备军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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