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素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高考，也就是一场战役。考生就是战士，笔底“嚓嚓”便是马蹄“哒哒”，奋勇作战。

　　当年高考，我只能算饱读兵书，临场经验十分缺乏的士兵。考场设县城，我是乡里娃,头回进城。七月六号下午看考场，我跟在老师身后，一路说笑，上楼梯，过走廊，在教室外瞧瞧，算是看了考场。乡下的建筑，一般都是平房，我压根就没有几栋、几楼的概念。结果，七号上午考语文，考场门口人山人海，我和同学们走散了，竟然连自己的考室都找不到了。冲向左边楼房，不是;再冲向右边楼房，也不是。每一座楼房几乎一模一样。“怎么办?”“怎么办?”我在心里无数遍问自己。开考越来越近，原本沸腾的校园，变得出奇的安静，楼道里我的脚步声还在“咚咚”响着。老师们夹着试卷陆续进教室了，我边跑边想：“糟了，马上要考试了。”迎面碰到一位女老师，怔了一下：“这不是以前教过我们的政治老师么?她怎么在这儿?”然而，我还能清楚我要干什么，劈头就问：“老师，你知道我在哪间教室考试吗?”老师摇着头说：“不知道。”她当然不知道，哪有监考老师能说出每一个考生的考室?我突然十分害怕起来，脑海中闪过父亲充满希望的眼神，想起如果因为这个考试失常，将是多大的笑话啊!也许上帝长了眼睛，看到我刚找到考室才敲响铃声。还好，语文考试没受影响。

　　后来，当了老师，学生高考，我经常送考。送考的角色，有点像部队里的勤务员。每次看考场，我都会把我看考场的故事复述一次，千叮咛、万嘱咐学生看考场一定要看得清楚明白，学生听后都会哈哈大笑。不过，现在看考场简直就是高考的彩排，再不会出现找不到考室的情形，但有一事，也令人啼笑皆非。一个女生，进了考场，监考老师检查准考证，她突然就找不到了。开考在即，自然，学生跑到送考点找我。我和学校几位送考老师，来不及商量，瞬时结成战略同盟，并肩作战。一个老师负责检查书包，我负责联系学生母亲，一个负责安慰孩子。折腾半天，准考证还是没有半点线索。然而，结局近乎欧亨利的小说结尾，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考点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准考证在考生桌子上。她可能紧张过度，想不起也找不到。我目送学生再次走向考场，并打电话给她母亲报平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担心她能不能正常发挥。

　　当然，送考的日子，大多风平浪静，也可作一名临时战地记者。在我记录的诸多镜头中，最为动容的还是父母。中国家长爱唠叨的毛病都省略了——或轻抚孩子肩膀以给力量;或有说有笑以缓解考前紧张;或拍摄照片以示纪念……等到孩子们都进了考场，很多父母还久久不愿离去，恨不能亲自参战，只可惜校门阻挡了去路，他们便把脑袋一溜儿磕在门上呈一字形排开。多像，小时候鸟妈妈出去了，小鸟挤挤挨挨在一起，守望着妈妈。只是，过了多年，守望者变成了鸟妈妈。而下考呢?先前一字排开在校门前的父母立刻闪开列成两队，夹队欢迎着战场归来的士兵，性急的家长居然抢占至高点翘首以盼。是多久没见着孩子的期盼吗?当然不是，是他们生怕语言打探影响了孩子的情绪，于是，采用目测孩子表情的方式来推测战斗的情形。

　　送考，不能亲临战场，如果是高考监考就可以。你可以充当检察官给考生来个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全方位安检;你可以有幸见到开战前士兵们凝神屏气的紧张场面;你可以在收卷时，见到草稿纸上考生对高考的各种调侃。除此，试卷、答题卡一发，条形码一贴，看似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考官，因为屏蔽仪、摄像头这些高科技产品的介入，监考老师几乎就是可有可无的闲官。不仅如此，监考老师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也在视频监控之下。当然，再高级的监控设备，也不能窥探人心。腹中作诗，便是一例。我曾作《监考》：“玉兰枝叶贴窗飞，鸟隐娇身脆脆啼。扇自画圆生画卷，但余闲坐愿铃迟。”恐怕是大多数囚于一室还是唯愿考生考出理想成绩的监考老师的心声吧!

　　随着岁月的流失，在高考中扮演的角色当与日俱增。它还将演变成家长送自己孩子参加高考，很可能会感慨良多。然而，高考无可替代，经验无以复制。我想，除了目送，应该还是目送。高考中的角色，丰富如斯，试想，一个人在岁月的长河中得接多少剧本，得演多少角色，方才谢幕。当然，演到最后，应该越趋成熟、良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