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湘源

　　1047年初春时节，充任“知岳州军州事”三年的滕子京(名宗谅)，调任苏州知州。他到苏州“未逾月，却逝于郡之黄堂”，即逝世在办公室里，至今970周年。

　　有人说，滕子京是为岳州百姓累死的!此言似非过誉。滕子京既遭莫须有的罪名拘押监禁，又连贬三贬，来到当时仅有12.8万人口的岳州。在岳州三年，为弘扬民族文化重修岳阳楼、编辑出版《岳阳楼诗集》，为发展教育事业迁移扩建岳州学宫，为方便百姓出行创修紫荆堤、通和桥(三眼桥)。还作好准备修筑抗洪护城的偃虹堤，并请欧阳修写下了《偃虹堤记》，却因调任苏州而未果。这些工程别说在古代，即便是今天，也都是重大工程啊!何况当时的岳州属于荒州草郡，地瘠民穷，12万多人口，能有多少税收?对连贬三贬的贬官，上峰谁又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给予拨款支持!史载：“滕子京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是靠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筹措资金，其难度可以想见。若不是立志终身为人民办好事，把心贴在老百姓的身上，谁能在这样饱经挫折之后，还呕心沥血千方百计为老百姓办实事!因此，滕子京值得岳阳人民永远怀念。

　　滕子京是怎样到岳阳来的，又因何遭受贬谪呢?众所周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是因为“泾州公案”。但对“泾州公案”的始末却不甚明了。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各种刊物和网络频频发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是因为在泾州“贪污”或“用公使钱无度”所致的文章。有的甚至借古讽今，说《岳阳楼记》是滕子京写好了寄给范仲淹，由范仲淹签名后公之于世的，有的还杜撰《一篇名文掩盖一个贪官》，极力贬损滕子京。因此，有必要将“泾州公案”说说清楚。

　　“泾州公案”是保守派精心策划打出的一张王牌，旨在抵制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执行。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宋仁宗开天章阁召议政事。范仲淹向宋仁宗上奏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等条款，严重触犯了当朝高官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宰相章得象与贾昌朝“阴主”御史梁坚、郑戬等保守派以“泾州公案”发难，将滕子京置狱泾州查处，其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因为范仲淹与富弼、韩琦，既是推行新政的主将，又是庆历二年“泾州公案”发生时的主帅。

　　所谓“泾州公案”，是指滕子京在泾州“枉费公使钱”和在庆州“使用公使钱过当”。“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结，中央和地方都有，可以用来修建、接待、犒赏，也可以用来做买卖充实军用，只要还本就行，朝廷对此作了详细规定，小部分可以“入己”，大部分是不行的。

　　那么，滕子京在泾州“枉费公使钱”并将之“侵欺入己”了没有呢?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元昊大举进军泾原，副统帅葛怀敏兵败定川，损兵折将近万人，致使渭州、延州、镇戎三州失守，沿边郡县万分惊恐。渭州距滕子京镇守的泾州仅有120里，滕子京却沉着应战，动员数千农民守城，又重金招募勇敢之士，深入敌后刺探军情，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这时，范仲淹带领一万五千援兵来到泾州，却又遇上十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滕子京为了安抚士卒，激励士气，便大摆酒宴犒劳将士，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使“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这么严峻的时刻，作了这么重要的用途，取得了如此良好的效果，守旧派居然说他“枉费公使钱”，几次上奏仁宗皇帝，要追究罪责!由于这些事皆范仲淹所亲历，他当即两上奏章为滕子京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一万五千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日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句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谏官欧阳修也奏曰：“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纵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尽管事实清楚，范仲淹与欧阳修都为之极力辩护，但是，由范仲淹“荐以自代”统率五万大军的泾州四路经略使，仍被贬知凤翔府。

　　保守派并未就此收兵，御史梁坚仍以滕子京在庆州“使用公使钱过当”再起风波，《资治通鉴》载：“梁坚劾奏滕宗谅(子京)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说他庆历二年十一月，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时，刚到任就利用职权，耗费巨资。事实究竟如何呢?范仲淹在为滕子京上《奏雪滕宗谅张亢》的奏章中辩曰：“梁坚奏称，滕宗谅到任后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今来中使体量，却称只是使过三千贯入公用，以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在《滕公墓志铭》中说得更加清楚：“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言之，诬其数尔。”原来是梁坚将诸军月饷囊括其中，夸大数额，蓄意诬陷。保守派说滕子京“悉焚其籍”，烧毁账本，又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西夏强敌陈兵边关，守将皆为“泾州公案”弄得人心涣散，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遭受牵连，所以滕子京才将详细的馈赠名单、账本焚毁。对此《宋史·滕宗谅传》也作了回答：“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滕子京烧毁馈赠名单与账本，是独自承担责任。此事可谓无据可查了，但《续资治通鉴》还是作了最后的结论：“燕度勘得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当然，这是历史的结论，当时情况却没有这样乐观。庆历四年正月，还是“降滕宗谅知虢州”。尽管如此，保守派仍不罢休。这时，梁坚已故，御史王拱辰“执坚之说，犹以为言”，认为滕子京“止降一官”处理太轻，“宜施重责”!宋仁宗不纳，“王即家居求自贬”，竟以辞官不做要挟皇帝。宋仁宗为了息事宁人，只得下旨于庆历四年二月，将滕子京三贬而至岳州，但保留了“天章阁待制”的虚衔，算是精神安慰吧!事后，宋仁宗命“拱辰赴台入见”，批评他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不能听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作为谏官发表意见，不要认为朝廷不采纳，就是阻止了你，便“自贬”辞官，这就有沽名钓誉之嫌。由此观之，皇帝对此事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顾全大局”，滕子京还是谪守到了巴陵郡!封建官场虽然残酷无情，却磨砺了滕子京的铮铮铁骨，成就了他在岳州的事业辉煌，为他光辉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