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中，过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生慰藉。
当一个人慢慢长大，岁月会冲洗掉许多回忆，但有关过年的记忆如同“最后一片叶子”，哪怕斑驳，却也总不掉落。在那个短缺的农耕时代，平常的日子都是黑白的、无声的，唯有过年是彩色的、喧闹的——有红色的春联和窗花、有震天的爆竹和锣鼓……
过年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过年是安逸的、享受的、充满梦想的。过年尤其是孩子们的节日，对成年人来说，过年没有了新鲜感，也就失去了值得记忆的价值。成年以后，我对过年的印象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甚至照样早晚喝稀饭，天黑就睡觉。如果说起小时候过年，那我对过年的记忆就是劳作，从腊八一直忙到正月十五，几乎没有几日得闲——
每年过年，别人家里都在赶年集，置办年货过大年，我们一家人都要借着年关忙生计：腊月里没日没夜地磨豆腐，到年根上全家出动卖门神，一直到大年三十;过了初五，又开始编灯笼、糊灯笼，初七以后赶集去卖，卖到十五后晌集散，才能回家吃一顿安生元宵，这算是过完了年。
同样过年，从古至今，不同的人对过年都有不同的感受。过年是奢侈的，对穷人来说，常常连年都过不起。即使如今，虽然温饱无虞，但过年基本的团聚却成了一种奢侈。很多外出打工的成年人和他们的孩子，实质上都过不起年，买不到票，回不了家，见不到自己的家人。那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更多时候是一种无奈和安慰。
那时候，俺爹常说：“富人过年，穷人过难。”意思是说，过年这事情，富人有富过法，穷人有穷过法;对最穷的人来说，没钱过年，反倒害怕过年，就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样。有时俺爹会把这句话换成“富汉子过年，穷汉子挣钱”。中国人看重年节，平常再节俭，过年也要大大方方地花钱置办年货。这在那个前消费时代，年关无异充满巨大的商机。因此，勤快又眼活一点的穷人可以趁机从富人手里挣点辛苦钱。
每年冬季，俺家都会因为磨豆腐熬豆浆而烧穿几口大锅。豆腐做出来放在院子里冻着，第二天天不亮，我和我爹就起来，用扁担挑着两屉豆腐，分头去周边村里“串乡”，一般不到晌午就能挑着空担回来。我那时候已经十几岁，还没有变声，童音嗓子吆喝着卖豆腐，如同小公鸡打鸣一样，经常被人笑话。
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去卖门神。
门神
文革时期，传统年画和乱弹一样，都被禁了。每到过年，人们都从新华书店里买新式的油印年画，家家炕上都贴着《红灯记》《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的画张。到了我上中学，乱弹开禁了，但传统年画已经绝迹了。以前被批为“封建迷信”的土地神、灶神和龙王又重新被家家户户供起来，过年贴门神成了一件大事情。国营书店里不卖门神，传统的凤翔雕版手工印刷的门神画便热销起来。
人民公社时期户户家徒四壁，人穷得连院墙都没有。毛死后，人开始能吃饱饭了，随着人民公社完蛋，家家都筑起了院墙，装上了新漆大门。有了新大门，没有门神自然是不妥的。
跟着一个亲戚，我去凤翔进了一批门神画，还有各种土地神、灶神、仓神、天神、龙王等神像画，然后背着书包赶集去卖。刚开始，一张版画进3分钱，卖5分，后来涨到7分进，卖一毛。卖门神的好处是分量轻，装在书包就能行，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远一点的集市很少碰到熟人，这样就不怕人笑话。那时候我总认为摆摊卖东西是一件害臊的事情。
年集人多，总要起很早赶去占地方，去晚了就没有好地方摆摊(摆在偏僻的地方，就卖不出几张画)。赶集要早，常常鸡叫头遍就要起来;有时去的集市远，鸡不叫就被娘从被窝拽出来，迷迷糊糊地吃点东西就上路了。那时候自行车是奢侈品，我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一家人也都不会骑自行车，多远都靠两条腿走。爬高上低，走上几十里路，最后棉鞋都踏湿了，蹲在集市上刚一小会儿，凉气就从脚心往上冒。
门神画都是印在白纸上，需要一张张摊开，好让人们看清不同的印工和纸质，选择自己喜欢的画——这叫做请神。卖门神最怕刮风，尤其怕雨雪天。风大会吹乱摆在地上的画，集市都是土路，一会儿就会在纸上落一层厚厚的尘土。要是碰上雨雪，那几乎就没法摆摊了，满街都是泥，画沾上雨滴就会马上洇了颜色。
那时节集市没有水泥路，如果冬里下过一场雪，一两个月地面都是湿的。为了防止地上的潮气洇了画，常常要铺上一张塑料纸。卖东西不能来回动弹，一天下来，手脚都免不了被冻伤。有时候半天没人问津，好不容易来个人“请神”，手麻脚木，连画都拿不起来。有几次因为没有占到好地方，一天下来连一块钱都卖不到，不够交工商税费的。天黑时回到家，饥寒交迫，一头扎到炕上，啥话都不想说。那时候，我常常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篇课文。
灯笼
过年少不了灯笼。
当时传统的手工灯笼已经很少了，大多都是南方纸品工厂大批量生产的圆灯笼和折叠灯笼。我爹也试着进了一些这样的“洋灯笼”来卖，结果卖不出去，只好白送给村里的娃娃，说到底庄稼汉人不那么擅长做卖买。
按照关中习俗，大年三十“接”先人，正月十五“送”先人，先人的坟头要挂上一只红灯笼。传统上，这种红灯笼都是手工编的，外面糊了一层红纸。编灯笼用的不是竹篾，而是高粱杆破成的篾。为了编起来更柔韧，篾一般先用水煮过，趁热来编。
比起寒风中卖门神来，坐在热炕上编灯笼要幸福得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谝着闲话，比赛看谁编得快，炕前的炉子里咕嘟嘟煮着篾，一屋子热乎气。
编好灯笼，再往上糊红纸。因为每个人用力不同，编得灯笼大小不一。每个灯笼用的红纸大小也不一样，红纸过大不行，过小也不行。在当时家里看来，人工不要钱，篾也不值钱，唯独红纸最金贵。一大张红纸能糊17到20个灯笼。我当时已经念到中学，先量不同灯笼的尺寸，然后计算好，一次裁出五种不同规格的红纸，一大张红纸一点儿也不浪费，最多时一大张红纸可以糊出22个灯笼。有一次我不在家，我爹只好自己裁纸，结果留下一堆没法用的红纸，不是太短就是太窄。他不得不承认：“念过书就是不一样。”
比起编灯笼来，卖灯笼其实就很省事。一背篓灯笼，背到集市上，一会的工夫就卖完了。一只灯笼卖5分钱，后来几年涨到一毛钱。有一年元宵节，俺爹坐在炕上算账，十天下来，卖灯笼总共挣了120多元。在我想象中，那可是一笔巨款。我趁机要了5元的学费。因为这120元中有我的贡献，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向俺爹要学费而不会被骂。
故乡
从七八岁记事起，每年过年都这样，不是磨豆腐卖门神，就是编灯笼卖灯笼。那年我考上中专，寒假回家要坐几天几夜火车。一到家，就换上棉袄磨豆腐。村里人见我卖豆腐回来，就笑话我说：“吃上商品粮了，咋还卖豆腐哩?!”确实，村里其他几个考上学的人，每天都西装皮鞋偏分头，在村口晃来晃去地显摆呢。
在外地上学远比中学时花钱多，即使过年时全家人忙得不分昼夜，最后还是凑不够我下一学期的生活费，这让我离家的一路上心里都非常难过。
俺爹那一代人从大饥荒中侥幸逃生，后来大半辈子被禁锢在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跟奴隶囚徒没有多大的区别，一年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到年底一算账，还欠公家的钱粮。暴力与贫穷是一对孪生子。生产队里弱肉强食，批斗械斗暴力几乎是家常便饭，俺爹脾气不好，家暴多，唯独每年过年，他都一脸和气，对谁都笑嘻嘻的，也爱讲笑话。所以过年也是个难得的太平日子。
后来父亲去世，兄弟姊妹长大各自成家，我一个人流落远方，过年时匆匆打个来回，家变成了老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就再也没有了。
有一年我娘腊月扫舍，在箱子底找到了十几张陈年的门神灶神，我看见就要走了，权当留个念想。现在老家过年，年画都是激光彩印的财神像，油光瓦亮，就连门神也改为现代油印了，传统手工雕版印刷的门神很少见卖;偶尔见到，一般也都是印在宣纸上，装在镜框里，俨然变成了猎奇收藏的旅游纪念品。
如今十五去上坟，坟头的红灯笼都变成工业生产的大红灯笼。那种老式“鬼灯”已经很少有人做了。我娘每年还是会自己编了几个灯笼，只是送给邻居和亲戚自用罢了。
